近日，國家能源局在發布的《能源行業信用狀況年度報告（2021）》（下稱《報告》）中披露：“2020年歸集的行政處罰信息約為2019年的10倍，2020年歸集的合同違約信息也較2019年增長101.8％”。

為何能源行業中歸集到的行政處罰與合同違約的信息增長幅度會如此之高？對此，《報告》解釋稱這是“受經濟波動、疫情等多重因素影響”。

中國能源網首席研究員韓曉平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電力行業由于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這個（合同違約）肯定是越來越多的，（未來的）參與主體也會越來越多，但目前不是特別大的問題。可能是疫情對履約有一定的影響，但對整個經濟影響不大，沒有造成很大的問題，只是隨著市場下沉這些比例會有所上升，在市場不斷完善的過程中這些問題是一個常態，目前沒有趨勢性的問題。”

據《報告》中披露，2020年歸集的行政處罰信息約為2019年的10倍，達18576條。其中，電力行政處罰信息9777條，較2019年增長7.6倍；煤炭行政處罰信息5805條，較2019年增長10.5倍；油氣行政處罰信息2994條，較2019年增長17.4倍。

合同違約信息則共歸集11226條，較2019年增長101.8％。其中，電力合同違約信息6876條，較2019年增長86.5％；煤炭合同違約信息3565條，較2019年增長138.5％；油氣合同違約信息785條，較2019年增長105.5％。

既然是受到疫情與經濟波動的影響，那這些快速增長的行政處罰與合同違約是否有相似之處？國家能源局在《報告》的行政處罰和合同違約失信行為分析的板塊中就指出，從區域來看，電力行業的行政處罰和合同違約與區域經濟發展呈正相關；“產煤區”則是煤炭行業行政處罰的“重災區”，合同違約則多數處在南方、華北與華中等地；油氣行政處罰的分布則較為平均，合同違約的信息來源則集中在華北、華中與東北等地。

北京特億陽光新能源總裁祁海珅也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2020年的疫情確實給我國經濟增長帶來了明顯的沖擊，使得油氣消耗能力出現大幅下降、電力消費水平降級、隨之引發的煤炭產出等一系列問題也很突出，這些能源企業的信用違約事件和違約風險確實上升很多。而這些能源/資源產品多是許可經營類型，受到行政監管就相對其他行業的生產和交易行就比較多，涉及到的具體監管內容和頻次多少就顯得尤為重要和關鍵，畢竟牽扯能源安全性、國家經濟命脈、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

原標題：能源行業行政處罰與合同違約信息大幅增長，國家能源局：高度關注信用狀況變化趨勢 

除了行政處罰與合同違約，《報告》中還列出了對于能源行業的信用評價結果。

《報告》中稱：“與2019年相比，能源行業優級企業減少803家，下降40.9％；良級企業增加5822家，增長7.74％；中級企業增加8888家，增長671.82％；差級企業減少406家，下降13.85％。”

為何信用達到優級的企業下降了這么多？其原因從下面這張表格中大概可以一窺究竟。

資料顯示，致使能源行業優級信用的企業總體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系電力行業優級企業的大幅下降所致，在2019年尚有的1788家優級企業的電力行業到了2020年就只剩下了307家，而減少的這1481家優級企業，讓煤炭與油氣行業即使在2020年增加了678家優級企業的環境下，使2020年能源行業整體的優級企業仍為負增長。

為何電力行業的優級企業數量下降了這么多？評判優級企業的標準是什么？

對此，國家能源局電力業務資質管理中心在《報告》中解釋稱，本報告所依據的公共信用綜合評價指標分為三級：一級指標6項，二級指標16項，三級指標43項。一級指標包括三項正面記錄和三項負面記錄。正面記錄主要是經營狀況、發展創新、守信激勵；負面記錄主要是司法裁決、行業監管、商務誠信。滿分100分：得分在85-100分為優級，70-85分為良級，40-70分為中級，0-40分為差級。

國家能源局在《報告》中指出：“優級企業多為綜合實力和發展創新能力強，且無黑名單記錄，但可能存在與主營業務相關性不高的負面記錄；良級企業綜合實力和發展創新能力較好，且無黑名單記錄，但存在一定數量的行政處罰、合同違約等負面記錄；中級企業負面記錄情形較多，但無黑名單記錄；差級企業多為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安全生產黑名單、重大稅收違法案件當事人黑名單等聯合懲戒名單的嚴重失信企業。”

祁海珅認為：“能源行業有行政監管是好事情，如果能盡快健全和完善全國能源互聯互通平臺的數據要素建設，發揮大數據、能源互聯網的監管和聯動作用，采取‘疏管結合’的方式，促進能源企業積極提升信用、做好信用的修復才是行業未來發展的關鍵，畢竟在后疫情時代，我國經濟‘滿血復活’，增長動能強勁，對于電力和油氣等能源產品需求量會更大，對于能源企業的履約能力和安全生產等會提出更高質量的發展要求。非常時期的這些信用評價結果只能作為基本參照，可為未來行政監管的精準性提供數據基礎、積累經驗，為日后更好的靶向性監管創造條件，也不應過分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