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國崛起之路會是一條綠色低碳的道路 

2021-04-13 12:32

美國總統拜登已邀請40位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于2021年4月下旬召開全球氣候峰會，使全球低碳經濟競爭逐漸進入白熱化階段，堪稱一場新型“全球綠色低碳經濟戰爭”。中國須對此深入研究，提前布局，以免陷入被動。

隨著氣候變化問題的尖銳化，氣候治理已成各國提升全球影響力、彰顯國際領導力的新杠桿。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110個國家作出到21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的重大承諾，以期控制全球溫度的上升。這些重大承諾體現了各國難得的共識，但承諾如何實現、靠什么實現、以怎樣的規則去實現、誰來當領導者牽頭實現、如何注資實現，都尚未確定。

對此，筆者曾提出，2021年可謂是中國碳中和元年，也是世界低碳經濟競爭的元年，對于國際格局轉變和大國博弈的影響相當明顯。

從全球話語角度看，一場重塑低碳經濟規則的國際競爭已開始。各國為實現碳中和的目標，紛紛進入到應對氣候變化和發展低碳經濟的快車道，但對新興綠色低碳產業的行業認定、包括減排在內的各類低碳標準制定、包括碳交易在內的各款綠色規則約定、包括綠色金融在內的各種市場準入門檻等，都面臨著新一輪的國際博弈和談判進程。誰能在標準談判上占據重要先機，誰就能掌握全球低碳新時代的大國話語權。

從國際經貿角度看，一場重組綠色經濟貿易格局的重大轉變已出現。碳中和倒逼各國加速經濟轉型，清潔能源的使用與發展面臨重大機遇，傳統化石能源則面臨或改造或棄用的風險，商品原材料生產、加工、運輸的價值鏈也隨之發生位移，以綠色產業為重心的國際新經貿結構將逐漸成為未來支撐世界經濟的主流。碳中和之路上的戰略合作、利益博弈、貿易競爭將成為新大國競爭的主戰場。

從技術創新角度看，一場圍繞新興綠色產業的研發競賽已開足馬力。作為未來的必爭之地，歐美日等傳統發達國家都已加大對綠色技術的研發投入，將其升格為與其他高新技術產業占據同等重要的地位，成為低碳經濟發展與競爭的重要推動力，并為后續的技術授權轉讓、綠色產業升級等方面提供堅實基礎與競爭優勢。新興經濟體若不跟進，有可能失去這一輪以綠色升級為主要特征的新產業革命。

從資金流向角度看，一場受綠色行業帶動的國際投融資轉向已發生。未來國際資本將更青睞具備潛力與產能的綠色新產業，各國的綠色產業優惠政策也將成為吸引外國優質投資者的新條件。圍繞環境信息披露、綠色股權融資配比、綠色供應鏈、碳金融市場、新能源技術、低碳法律配套、資源估值等為主題的新投融資規則，將升格為投資、證券、保險等金融市場的熱門話題。

可以想象，帶領美國重回《巴黎協定》的拜登政府大力推行“綠色新政”，注定不會放棄在諸上領域與中國的“激烈競爭”，試圖彰顯尚處于全球領導者地位的美國實力。4月全球氣候峰會只是一個新起點，更多的是在國際話語、經貿規則、資金流向與技術創新等領域的對華壓制。

中國綠色事業近年來飛速發展，但總體上看，仍是多由政府引導，市場化程度較低，綠色產品和綠色技術市場規模相對較小，企業參與度還不夠普及，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對于綠色產業的投入并不夠積極。一方面，這與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仍然存在的綠色技術相對滯后、綠色融資途徑單一、綠色金融工具不夠豐富、綠色資金缺口較大、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等方面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將氣候變化、低碳發展視為后現代主義的產物，甚至只是發達國家責任的理念局限有關。

著名經濟學家劉世錦近期曾提出“綠色發展賬戶”的說法，頗有創意。綠色發展賬戶旨在從區域經濟發展的指標上扭轉過往單一的GDP宏觀指標，在微觀上也改變企業經營理念中“重利潤、重產量”的桎梏。無論從政府到企業，甚至到個人，生態資本服務價值、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指標都應該成為新的評價指標，將資源環境項目進行資產化的重新配置，并把綠色資產納入央行資產負債表和國家資產負債表中，推動其可交易性。事實上，筆者所在智庫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也在聯合相關機構研發以碳中和為目標的“綠色智慧城市監測管理平臺”，希冀于從社會層面上推動新共識，這也正是3月中央財經委會第九次會議強調“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之本意。

只有真正從社會觀念上進行革新，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才能進一步牽引國民產業經濟的全面升級，從微觀層面將原本落后、高污染、高能耗產業和企業全面向提高生產效率、降低資源消耗、停止環境污染為導向進行轉型升級；從宏觀層面則真正提升中國崛起不再重走近現代“大國崛起史就是一部工業污染史”的老路，推動中國未來高質量發展的美好前景，體現在新一輪大國競爭進程的領銜實力。

具體來說，在這場新型的全球低碳經濟戰爭中，中國至少能做四方面的提前布局：

第一，在全球氣候治理與國際碳中和進程中，中國既要表達自身的減排決心，也要對外多講中國低碳發展的巨大付出。中國工業化進程還未實現，仍擔當“世界工廠”的角色，從2030年碳達峰到2060年碳中和的過渡期只有30年，遠遠低于發達國家60-70年的時間，減排難度相當嚴峻，不得不以部分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這是中國負責任的全球大國擔當，更是對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貢獻。

第二，在新一輪環境治理和綠色低碳產業發展中，中國既要與既有的國際標準加快對接，也要積極參與相關綠色國際標準的談判和制定，大力開展氣候環境信息的數據庫建設，建立氣候環境數據中心、碳排放檢測數據中心與監測平臺等，結合中外合作的實際情況，透析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利益分歧，提高國際氣候治理的影響力與話語權。

第三，在國際經貿格局與投融資轉向預期中，中國應主動推進金融、能源與產業政策的調整，利用數字技術，提升行業與企業（尤其是參與海外投融資的跨國企業）的氣候環境與碳排放信息披露的主動性、積極性，計算出不同目標下的減排約束，合理安排、循序漸進推動碳達峰與碳中和的階段性短期任務，參考國際披露標準，提升披露質量。

第四，在下一步大國博弈與中美合作中，中國可通過綠色經濟、綠色金融為杠桿，撬動兩國戰略僵局的化解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引入地方特色標準與行業特色標準的附加項，相互吸引中美綠色投融資的國際流動，實現“綠色雙循環”，為民族復興增力添瓦。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