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漲上來的時候，村民就一步步往后退。有的村民搬了三次家，一次次退，直到有一天醒來發現，水到床邊了，“沒辦法，必須得走了。”

　　在安徽省淮南，因挖煤，一片片塌陷湖從陸地升起，表面互不相連，在夏季的某一天前呼后應連成大片水域，最終土地長埋于水底。有媒體報道，到2020年，在淮南，塌陷湖面積將相當于100個西湖。

　　這座城市不得不轉型，如今，一座世界最大的水上漂浮發電站建在塌陷湖上。不同時代的生活橫截面在水里分層——一些東西長埋水下，另一些全新的生活被水托起。

　　靠礦吃礦，靠水吃水。當煤礦關閉，土地下沉，工人與農民，中國這兩股最厚實的力量出現在淮南歷史舞臺上，這些本色“群眾演員”反復詮釋一個劇情：活下去。

　　新建成的水上漂浮發電站占地1200畝，成千上萬塊太陽能組件覆蓋于塌陷湖上，那種宏大的、整齊的、刺眼的光亮，讓人立刻從精神上對現代科技感到臣服。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漂浮電站吸引了許多外國人，“黃頭發藍眼睛”繞湖一周，感嘆水面的遼闊以及中國政府發展新能源的決心。

　　“它能發電40MW，國家有‘光伏領跑者計劃’，安徽省內有今年實現1GW的目標。”淮南陽光浮體科技有限公司總工程師肖福勤信心十足。

　　他指著淹沒了一半的房屋，表示水逼退了這戶人家。

　　這里曾是劉龍村的故土，也是潘一礦礦區的腹地。穿著淺色襯衫和灰色西褲的馬趙匡上個月才從礦上退下來。他比現場搬運組件的其他工人看上去要白凈一些，只有藏于透明皮膚下的煤渣暴露了他曾經的身份。

　　那些煤渣永遠地留在礦工的體內了。這些由于清洗不干凈形成的黑色疤痕，滲透在礦工的手、耳朵旁、小腿的皮膚下……

　　馬趙匡以前的礦友羨慕他在工地上找到一份工，有人為了生計不得不在退休之年去上海做保安，領每月3000元的工資。他們奉獻了一輩子的煤礦，聽說要在2018年上半年關閉了。

　　馬趙匡的兒子還在礦上工作，對未來憂心忡忡。“沒辦法，誰讓你生在礦工之家。”父親對兒子說。

　　爺倆不是一個班次，一個上班一個下班，碰了照面還會客氣兩句：“怎么下班這么晚。”

　　馬趙匡以前在礦上是搞運輸的，除了拉煤，他還拉過礦友的尸體，在一場瓦斯爆炸后，“把死人拉到井口，一個車能拉兩三個，來回跑了好幾趟。”

　　他的家就在父子倆工作面500米以上的地方。坐“大罐”從地面到地心深處，他耳朵“背住了”，捏著鼻子擤一下就行。“罐”相當于礦上的電梯，但更“傻大黑粗”，“就像大卡車與精致的進口小汽車之間的差別”。

　　劉龍村邊上的泥河早前只是一條大溝，連著淮河，后來“越陷越深，塌成這么大”。馬趙匡身后的水面有4000畝，波光閃閃，他在岸上搬運組件、拼接，然后拖入深達7米的水中央。

　　還住在這里的時候，一下大雨，馬家門前就要筑個壩，往外舀水，他最擔心糧食受潮。過往的日子浸泡在記憶里已經不那么清晰了，農家生活又沒什么驚奇，他只記得逢年過節男女老少搭戲臺，那是一年到頭最歡樂的日子，“十多年沒有了，現在都搬到搬遷樓了。”

　　也有人不愿意走。

　　6月的一個中午，李桂泉與老伴在田里擺了兩個小板凳，坐在水稻中摘除雜草。

　　他雖住進了搬遷樓，但仍惦記著這塊土地。經過大半生漂泊打工的日子，他最終回到故土，發現家園已沉于水底。在他眼里，他曾打工修建的驕傲的建筑都衰減至暗淡。

　　“人生活在哪個地方就想念哪個地方的鄉土民情。”他熟練地把水稻捆成一捆，扔到一旁，“但國家采煤沒辦法啊。”

　　李桂泉對一旁的光伏項目感到滿意，“新項目新科技也不錯。”

　　“國家講要珍惜土地啊。”他正了正頭頂遮陽的安全帽，“雖然被淹了，但把泥漿翻上去，搞到兩岸，說不定也能耕種。”

　　汛期到來，他的水稻可能被不遠處的塌陷湖淹沒，但收成對李桂泉來說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浪費土地才是。有地種，他就心滿意足。

　　他回身指著一間似乎馬上就要被水吞噬的紅磚房，“我家老二就住那里，一直沒搬走。”

　　朱正蘭是他的弟媳，剛剛送完孩子上學。與李桂泉死守著土地不同，她“靠水吃水”，在塌陷湖養起了鵝和鴨子。超過1000人的村子，像她這樣沒有搬走的還剩5家，養著1000多只鴨鵝。她家算少的，生病死了兩只后，只剩幾十只了。

　　總工程師肖福勤記得，項目剛開始時，快下班了，經常遇到趕鵝回家的農民，那些鵝排著隊，雄赳赳氣昂昂，走過去揚起的灰塵比十輛卡車的都多。

　　朱正蘭一家的生計都在鵝背上。她穿著一雙黑色的粗跟皮涼鞋，上面有好幾塊已經干了的泥漬，也有新沾上去的。她抬腳給人看，“一出去一腳泥巴，好看嗎！”她也想早日搬走，但新家沒錢裝修，只有靠種地、養鵝、摸魚慢慢攢錢。

　　因為沉降，從前的廚房門框像被壓彎了的扁擔，現在用來當鵝圈。以前水還沒來的時候，他在家里感到“下面放炮開采，房子在動。”

　　她丈夫也在礦上干過一兩年，怕得職業病就離開了。“講得挺恐怖，石頭能把人壓成餅。”

　　出去打工也沒有門路，“早前做臨時工，經常遇到不給錢的。給就給，不給就去磨。要不到就算你倒霉。”

　　朱正蘭的家凌亂得讓人很難還原出它以前的樣子，家具都展現著災難過后七零八落的模樣：無處不在的裂縫，大衣柜攔腰截出被水泡過的痕跡，破了洞不再修復的窗子。“不知道什么時候會被淹，修它干啥。”

　　一面墻上有她女兒6歲時畫的畫，如今女兒已結婚。另一面墻上有他丈夫寫下的“恒心”和“海納百川”。

　　如今是“水納我家”。每一年夏季，朱正蘭都要搬走一次。“水上來了，我們就往上面跑呀。”她家的小電視不大，“搬起來就走”。

　　一下雨就害怕，一夜醒來，鍋和鞋子都漂起來了，他趕緊把家當裝上三輪車和拖拉機，撤退。

　　水下去得慢，要個把月時間。朱正蘭坐在一袋尿素上發愁，“屋里很少干，水離我們越來越近，離房子越來越近。”

　　30年前嫁到這個村子里，朱正蘭對它談不上喜歡，“人可能因為窮，就特別自私。有的人把田埂往別家移，占這種便宜。”但這里曾經有垂柳下的小河，有她喜歡的腸道相連的宅子，有長滿草的土丘和鐵路線。種著果樹的村子一直往前延伸，通向各家田地。若干年前村子的居民曾為獲得多一寸土地而爭吵過，如今那些生產糧食的沃土只能長出水下植物。

　　“大勢所趨，”農婦朱正蘭說，“你不能改變事實。”在這一季的汛期來臨時，她必須盡快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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