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石能源出口國地位下降，可再生能源技術領先國和關鍵礦產資源國優勢上升。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化石能源一直是全球能源系統的基礎，煤炭、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在地理上的集中分布塑造了各自不同的地緣政治格局。煤炭和蒸汽機驅動了工業革命，進而塑造了19世紀的地緣政治格局。石油和內燃機以及對油氣資源的爭奪與控制確定了20世紀地緣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與歷史上的能源轉型不同，可再生能源轉型不再表現為由一種能源轉向另一種能源，而是超越單一的能源部門，涉及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重大調整。

顯然，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轉型對全球地緣政治關系和國家間權力分配的影響程度，絕不亞于薪材向煤炭、煤炭向石油的轉型。全球能源轉型將引發能源的生產和消費國之間權力與地位的分化組合，大多數國家有望提高能源獨立性，降低對外化石能源的依賴度，其中依賴化石能源進口且處于清潔能源轉型領先優勢地位的國家將受益較多，而依賴化石能源出口的國家的利益則將明顯受損。

全球能源轉型將導致中東、獨聯體等出口和財政收入嚴重依賴化石能源的國家利益受損，地緣政治影響力下降。平均而言，中東、獨聯體國家的化石能源出口收入占GDP的比例、油氣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均超過40%。在許多油氣資源國，政府出于維系政權和社會穩定的考慮，將大量化石能源租金（市場價格與生產成本的差價）用于能源補貼和社會福利支出。

隨著油氣出口收入的下降，政府勢必會縮減社會福利支出，而支出削減會降低政權的合法性，可能導致社會動亂和政局動蕩。而且，一國內部的政局動蕩很可能會傳導至鄰國。從而，油氣產出國的權力真空或權力內斗是全球能源轉型所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風險。例如，20世紀80年代油價下跌是導致蘇聯衰落并最終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歐盟、日韓等國在能源轉型中明顯受益，其能源獨立性將因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而提升。中國高度依賴油氣進口，但在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制造和技術創新領域具有優勢，且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國。歐盟和日韓的化石能源需求已達到峰值，高度依賴化石能源進口；在可再生能源技術上處于領先地位，如德國擁有3.1萬件可再生能源專利。

印度經濟增長潛力巨大，預計會在未來十年內超越中國成為能源需求增長最快的市場，其可再生能源投資增長近年來顯著提速。不過，印度在建設電力基礎設施、履行《巴黎協定》承諾、治理空氣和水污染方面面臨著嚴峻挑戰。美國因頁巖油氣革命實現了能源獨立并成為油氣凈出口國，且將憑借其在機器人、人工智能和電動汽車等可再生能源科技創新領域的領先優勢而獲益。

總體上看，可再生能源的資源稟賦豐富或技術先進的國家將獲得競爭優勢，其國際影響力預計會上升。這些國家主要有三種類型：

一是可再生能源發展潛力大，能對外出口可再生能源電力或燃料的國家。澳大利亞的太陽能和風能資源規模要比其煤炭、天然氣、石油和鈾的資源總和大75%。智利擁有豐富的太陽能、風能、水力、地熱和海洋能資源。不過，偏僻的地理位置會對兩國電力資源的出口構成障礙。事實上，一些國家已開始出口可再生能源電力。挪威向鄰國和荷蘭出口電力，并修建了通往德國和英國的電纜。巴西也向鄰國出口水電。

二是關鍵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玻利維亞、阿根廷、印度尼西亞和民主剛果等國憑借鋰、鎳、鈷等關鍵礦產資源優勢，將有機會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產業鏈條的一個重要環節。

三是可再生能源技術領先的國家將成為全球能源轉型的受益國。可再生能源技術競爭可能導致技術統治或技術壟斷，美國、歐盟和中國等掌握關鍵能源技術的國家或地區將占據領導地位，而其他國家會對其形成高度依賴。不過，考慮到可再生能源的無處不在及其技術可替代性強的特點，可再生能源技術領先國不可能擁有油氣資源豐富國曾經占據的市場主導地位。

綠色關鍵金屬供應鏈成為能源地緣政治關注的焦點。全球能源轉型導致綠色關鍵金屬需求長期持續上升，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將顯著獲益，進而引發生產國的資源民族主義行為和消費大國的競爭博弈，進一步加劇關鍵金屬的供需失衡，而關鍵金屬礦石的分布集中度和壟斷性比油氣資源更高，很多金屬礦石僅分布在兩三個國家，從而，能源地緣政治關注的焦點可能由油氣資源轉移至綠色關鍵金屬供應鏈。

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雖有所不同，但對金屬的需求強度明顯高于化石能源。陸上風力發電站的金屬需求量是天然氣發電站的10倍，電網需要大量的銅和鋁，電動汽車的金屬使用量是普通燃油汽車的6倍。

根據國際能源機構（IEA, 2021）的預測，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條件下，2040年金屬需求將比2020年增長6倍多，其中電動汽車和儲能電池的金屬需求至少會增加30倍，鋰需求將增長40多倍，石墨、鈷和鎳約增長20～25倍。不過，鑒于多數關鍵金屬可以被回收和再利用，其稀缺性將低于預期水平，從而，在關鍵金屬領域，不可能出現一個類似歐佩克的卡特爾組織。因此，在可再生能源主導的能源體系下，電力和關鍵礦產不可能獲得油氣在國際地緣政治領域的角色和權重。

需要注意的是，隨著技術進步，海底礦產資源商業化開采的可行性將提高，會引發主權和全球礦業治理問題，需要采用國際規則和標準來緩解環境破壞與社會沖突的風險。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資源詛咒現象的存在，關鍵金屬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通常也是動亂頻仍的國家。例如，哥倫比亞經歷了長期的內部武裝沖突，一些武裝組織控制和開采錫、鎢、鉭和金礦資源。

關鍵金屬的供應短缺和價格大幅上漲導致拉美、非洲和亞洲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情緒明顯抬頭。新一輪資源民族主義主要包括提高礦產特許權使用費率和稅率、停止或重新談判現有采礦合同、國有化、禁止出口等多種方式。資源民族主義將限制礦業的投資和產能增長、助推資源價格上漲、加大資源供應不確定風險。

關鍵金屬供應短缺也激化了大國博弈，增大地緣政治風險。在《美國白宮供應鏈百日審查報告》看來，中國在金屬礦產供應鏈的優勢地位主要源于加工和制造，而不是原材料資源稟賦。出于對中國在關鍵金屬冶煉和加工領域優勢地位的憂慮，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重新審查和評估其關鍵礦產供應狀況，加強與盟友、合作伙伴的貿易投資合作，并促進稀土、鋰、鈷等其他資源的開發。

2022年4月，美國政府啟用冷戰時期的《國防生產法》來鼓勵對鋰行業的投資，以實現其所謂的“汽車行業擺脫對中國鋰供應商的依賴”這一目標。未來，預期中國與美西方國家圍繞關鍵礦產的占有、萃取、精煉、加工和應用的競爭博弈將趨于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