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電改已有三年多，改革已取得一些階段性的成果。但主管部門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新一輪電改與之前不同，實質上已經搭建起“半計劃半市場”的雙軌制體系。如果改革就此停滯，不僅因為缺乏價格形成機制使得行業效率無法真正提升，售電側也會成為事實上的冗余層級，而這種雙軌制“偽市場”往往是滋生權力尋租的最佳溫床。行百里者半九十，深化改革要回歸“9號文”，圍繞價改核心，落實“放開兩頭，管住中間”。實際操作中還應把握以下要點：

一要明確改革目標，加強電力市場頂層設計。

電力行業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性行業，肩負著重大的政治和社會責任。因此電改目標宏大、復雜，廣泛涉及國企改革、產業結構調整、能源安全、能源轉型、環境治理、宏觀調控等多方面因素，并非單個部委可以主導的。當這些目標之間隱含的沖突爆發時，主管部門往往左右為難。推進電力市場化改革應抓大放小，圍繞價格形成機制這一核心，著力加強電力市場宏觀設計。微觀層面應徹底摒棄“面面俱到”的行政管制式設計思路，推動市場管理委員會發揮主體作用，杜絕行政指令擾亂價格引發利益輸送。

作為主管部門要時刻牢記改革目標是為了提升行業效率，釋放改革紅利給用戶，應專注構建完善的市場體系頂層設計，包括市場化改革的立法、明確的改革時間表、基本的價格機制邏輯、市場監管辦法、市場風險防范機制等，而不應陷入諸如“集中式或分散式市場”之類涉及復雜利益分配的泥潭。

搭建具體市場規則應充分保障各市場成員公平的表達權利，通過“爭議妥協”或“獨立第三方”等方式，公開透明地構建市場規則。規則設計強調國情需有理有據、有數據支撐，更須廣泛征求社會意見，不可為了“中國特色”而“特色”，進而以“國情”掩蓋利益輸送。

二要建立健全監管機制，把握改革主動權。

市場監管是電力市場穩定運行的根基，因為電力市場的有效性取決于利益集團（電網企業、發電企業等）與非利益機構（交易組織者、調度）的分離程度，這直接影響到電價能否反映系統運行成本，并正確引導對發電和輸電網絡的投資。但實際上，由于電力系統的技術和經濟特性極其復雜，監管者和立法者對此缺乏深刻理解，更兼具過往改革中政企分開不徹底、中央主管部門與地方政府對電力監管存在內生沖突等問題，導致《電力市場監管辦法》等指導意見難以推出、市場在無監管規則的情況下“裸奔”等重重亂象。

例如，2017年上海市價格監測和成本調查隊的會議上，將上海電力公司輸配電成本中電力醫院等非輸配電項目、用戶資產等部分監審核減。這種激進的謀求利潤的手法某種程度上來源于電網企業定位的模糊。作為自然壟斷的公共事業企業，電網企業本應定位為核定利潤的公益性企業。但根據國家電網官網上“國家電網公司連續十三年榮獲國資委經營業績考核A級”的報道，列出的四項主要指標先后為利潤、經濟增加值（EVA）、客戶平均停電時間、萬元電網資產運維費。當公用事業服務定位與追求利潤的績效考核目標無法分離時，輸配電價核定中的亂象自然不難理解。類似的是目前“人、財、物”三權不獨立的交易中心一方面負責規則制定，一方面承擔監管者的部分職能，這種“自我監管”顯然無法實現邏輯上的自恰。

電力市場化改革沒有完美的機制，縱觀歐美電力市場設計，成熟高效的市場都是依賴于不斷的動態調整完善才形成的。把握改革主動權指的就是關鍵時刻監管機構要有這種“剎車改道”動態調整的權力和能力，而這正是目前我國相應能源監管機構急缺的。

美國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FERC）管理層由5位監管委員組成，監管委員由總統提名并由國會任命，FERC有超過1000名員工從事電力監管業務。相比于美國同行，我國的電力監管體系人員有限，專業知識相對匱乏。推動電力市場化改革與監管并行，這其中需要電力、經濟、金融、法律各個領域專家合作，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上實施監管，也需要“真正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和學者的輔助支持。

回顧歷史，伴隨著我國電力工業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電力市場化改革也克服了重重阻力，逐漸形成發電側與售電環節競爭、輸配環節管制激勵的格局。改革開放四十年，社會經濟面臨著高速發展到高質量發展轉型關鍵期，電力市場化改革也同樣到了關鍵節點。而改革越深化，越需要主管部門的擔當精神，越需要主管部門堅定信心走下去。“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篤行，才彌足珍貴。”

(作者曾旅居歐洲多年，長期從事電力市場、虛擬電廠相關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