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電網的規劃設計必須放在能源轉型這個大框架之下做出整體戰略設計，無論是運煤還是輸電、交流還是直流、分布式與集中式的比例，都必須參照中國煤炭分布特性、新能源發展規劃、儲能情況、電動汽車發展規模等方面，都必須在宏觀體系下作出整體考量，僅以一兩個工程的投資規模作出判斷，輕言上馬或者反對勢必是不科學的。

　　再以德國為例，2013年，德國政府制定了至2022年的電網發展規劃，其中明確提出要大力修建跨區電力輸送走廊，超過2000公里的4條直流輸電走廊，加上近3000公里的交流新修和擴建線路，將負責把德國北部區域的近3200萬千瓦綠色電力輸送到南部負荷中心。這份總投資額超200億歐元的電網規劃展現的是一個清醒的認識，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和投資最終要通過其生產的電力的流動和傳輸來體現。

　　德國還促進了歐盟層面的遠景能源發展戰略“Roadmap 2050”，希望能大力發展跨國甚至洲際輸電。比如該發展戰略希望能在西班牙和法國間建設約5000萬千瓦輸電能力的線路，以充分利用光照充足的西班牙光伏發電。同時，在英國和法國間建立約1200萬千瓦的線路，以輸送英國近年來大力發展的海上風電。

　　在這樣的國際化背景下再去打量特高壓，如果中國能利用特高壓工程實踐積累人才和技術，并積極推動這些技術參與全球競爭，所取得的收益又豈是用貴賤可以來簡單衡量的。能源全球互聯網，這才是能源戰爭最后的決勝之地。

　　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假設，假如2050年北京的500萬輛機動車全部變成電動車，這將對電網、煤礦和石油生產意味著什么？也許到那時人們才會認識到現在的特高壓爭論和電網規劃的重要性和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