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原因是太陽能環境影響評估的負擔小于其他可再生能源。只要有空地，太陽能發電在短期內即可投入運轉，快速產生利潤。鑒于以上情況，民間企業當然會傾向于起步負擔小、能盡早實現收益的業務。只要不在百萬瓦級太陽能泡沫下興奮得承擔過度的風險，投資者全力發展百萬瓦級太陽能設施并沒有錯。問題其實在于政策。

　　學習批評FIT的德國

　　近年來，在德國，FIT每月給一般家庭造成的負擔已達到1000日元左右，對此批評之聲四起。投入太陽能發電的資金在對可再生能源的總投資額中占到40～50％，而太陽能發電產生的電力在可再生能源電力中所占的比率只有15％。FIT給用電方帶來的負擔大部分源自于太陽能發電。

　　德國實行可再生能源政策是花時間逐步展開。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的激增，其實出現在2000年全面推行FIT的《可再生能源優先法》施行之后。太陽能發電生產的電力收購價格如今只是日本的一半左右，但在制度推行之初，1千瓦時的收購價格高達約80日元，為裝機容量的擴大做出了巨大貢獻。在那以前，通過1991年制定的《供電法》，德國穩步發展了經濟效益相對較高的生物質（生物資源）發電與風力發電，目前，這兩種發電方式的規模都位居世界第一。

　　太陽能的儲量遠遠大于其他可再生能源，因此，在可再生能源政策中，重視太陽能是合理的作法。但現階段，與風力發電和生物質發電相比，太陽能的建設成本偏高，如何壓縮成本是一個政策性課題。德國通過長期的政策扶持，努力降低了太陽能發電的成本。但即便是在德國，對于FIT導致用電方負擔增加也已經出現了批評之聲。再看日本，日本不僅在采用可再生能源上與其他發達國家相差甚遠，太陽能發電略顯昂貴的價格還會直接影響到FIT。價格甚至達到了世界標準收購價格的2倍。終有一天，相對于負擔的增加，可再生能源的采用量將停滯不前，從而凸顯出日本FIT制度的效率之低。面對這樣的事態，國民批評的對象恐怕不只是太陽能發電，還有可能把矛頭指向FIT本身。

　　FIT的目的不只是低成本推廣可再生能源。無論對于哪個國家而言，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內的低碳產業都是未來前景看好的成長產業。如果低碳產業發展壯大，并帶動經濟的發展，國家就可以收回注入到FIT之中的資金。

　　培養低碳產業的競爭力

　　然而，日本FIT制度連這樣的效果都無從指望。因為日本企業是在1千瓦時40日元左右的收購價格下積累了業務經驗，一旦進入收購價格以20日元左右為標準的國際市場，根本沒有競爭力。在設置收購價格時，不以培養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為重，只顧激勵國內企業的作法應當盡快予以糾正。